孔子所创立的澳门新葡萄京娱乐网站,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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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所以,“选贤与能”有双重含义:第一是选,第二是选出贤与能。 察举制名词解释是什么 日期:2018-07-09 来源:未知 错误指正:有问题联系小编QQ:7384656编辑:看历史网 - www.se

    所以,“选贤与能”有双重含义:第一是选,第二是选出贤与能。

察举制名词解释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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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名词解释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察举是一种自下而上选拔官员的方试,主要根据人的德行,通过举荐和策问,在经过一定的考试后,授以相应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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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许多诸侯打破“世卿制”,召集和选拔贤能者担任官职。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建立了军功爵制,按军功选拔官吏,直到统一六国。西汉建立后,在继承前朝“尚贤”思想的基础上,为适应封建专制政体的需要,对官员选拔方法进行了变革。于是,察举制度应运而生。

通过察举制度,两汉时期踊跃出众多治世之才,对巩固两汉统治、促进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察举制是以远古“尚贤”思想为基础.在对先秦诸子百家“尚贤”理论进行继承发展并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上的。在中国古代尚贤思想历史悠久,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就是体现着“选贤与能”精神的一种远古选举制度,殷周时期仍有保留。春秋战国时期也强调尚贤、贵贤、选贤,而秦朝尚贤思想曾受到冲击。西汉建立后统治者看到了秦朝法治绝对化的种种弊端.为了更好地巩固封建政权,尚贤思想再度受到重视。这就为察举制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两汉时期,举贤思想很好地付诸实践,形成了系统化的察举选官制度。

察举制选拔的重点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极力提倡孝道观念,这一点从其推行的政令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其中最为重要的官员选拔就是秉承了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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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中以察举孝廉为主,在众多科目中占据主流,这也是士人踏入仕途的必经之路。当时的汉代统治者认为,孝与廉是相互并行的两种传统道德品行,孝是廉的根本,只有在家中孝敬父母,与父子兄弟互相关爱,入朝为官后才能体恤百姓,尽忠君主,因此孝是廉吏的基本前提。

两汉时期,朝廷对举荐孝悌力田是十分重视的,《汉书》中记载,“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意思就是政府让地方奖赏子孙孝敬父母、弟弟又顺从兄长同时躬耕于农田的农民,免除其劳役。少帝元年,特设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这种官爵位份颇高,其职责就是劝历天下,敦行务本。

西汉政府极力宣扬孝的精神,并通过察举的形式使社会中行孝之人得到实惠,通过行孝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就使得民间孝的观念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使民间父子兄弟互相关爱,保障了社会的稳定。

察举制是在汉代集权制的国家中产生,是服务于君主专制的政治产物,但同时为汉王朝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有效充实和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察举制的弊端

两汉时期,举贤思想很好地付诸实践,形成了系统化的察举选官制度。在汉武帝的大力提倡下,察举制逐步确立和发展,成为汉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当时更是出现了“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文化思想盛世局面。

当代文明可与孔子学说优势互补 政治上的不得志,促使孔子晚年将主要的精力用在“私学”上。他兴办“私学”,广收门徒。 孔子在办学和从政之余,还整理了文化典籍: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 孔子坚信教育的力量,坚信思想的力量,坚信文化的力量,坚信书籍的力量,坚信通过艰苦的努力,“仁政”之火苗定能在其弟子身上,定能在有识之国度燃起,而惠及天下苍生,即实现“大同世界”。 儒家重要经典《礼记》对孔子心目中的“大同世界”有详细的记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此为孔子、为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这是天道精神的社会体现。 由此可见,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主张“天下为公”,世人都应尊老爱幼,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人间该互相关爱,使社会风气良好,让民众生活得快乐、幸福。 事实上孔子去世后200多年时,《吕氏春秋•贵公》篇也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着名论断。也就是,与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同为发端于中华易文化的《吕氏春秋》这一中华历史文化宝典,也与孔子之思想一脉相承,即都认为天下为公,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另外,中国近代着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一书也提出了“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但有趣是,世人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几乎清一色地否定孔子,否定儒学,甚至进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很少有人抨击在事实上同样提出了天下为公之思想的吕不韦和康有为等人。 然当孙中山先生提出“天下为公”、“建设大同世界”时,国人又开始高歌“天下为公”和“大同世界”了,但似乎忘记了这些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和吕不韦等人就提出来了的历史事实。甚至连与孙中山年龄相差仅8岁的康有为先生都被抛到爪哇国去了。 似乎基于同样的逻辑,当众多国人,尤其是一些所谓的“时代精英”面对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所提出的 “天子受命于天”时,就有意无意地将其误解或者曲解为“君权神授”,而把“君权神授”的真正发明者西方人 “健忘”到了九霄云外。 但言及欧洲的启蒙运动时,众多国人,尤其是某些所谓的“时代精英”,以及某些政客之类的社会群体,却会高声赞美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等人提出的“天赋人权”等,而大力鞭挞“君权神授”,认为其为维护专制和暴政的工具。 也就是说,董仲舒、卢梭等人同样提及“天”,孔子、孙中山等人都提出了“天下为公”和“大同”,但遭遇却截然相反:孔子和董仲舒等人被抨击,甚至有人似乎想剥了人家的皮,而卢梭、孙中山等人却被众多国人顶礼膜拜,甚至被戴上诸如“思想先驱”、“革命先行者”等之类的高帽子。

统一共和黨。他由“共和统一会”“国民促进会”,“政治谈活会”三个组织合并。总干事蔡锷,王芝祥。主张建立全国“绝对统一”“完全共和”的中华民国。一九一二年二月由上述三个组织合并建立“统一共和黨”。他们经常以第三黨自居,调和与同盟会与共和黨之间,支部遍及十余省,黨员达数万人。统一共和黨和共和黨都主张“国家统一”,但两者的“国家统一”有所不同,共和黨的“国家统一”是为了国家的进步,而统一共和黨的“国家统一”是谋求国家的权力。

    选贤与能

来源:《文史天地》杂志 作者:罗竖一时间:2011-02-12

二、第一部“宪制”宪法——《中华民国约法》

    而由于“政学一体”,由于选举制度,社会和国家也连结为一体。在世界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里,在我们所羡慕的西方文明中,政治和社会的两分是人们面临的一个极大难题。我推测,西方人所讲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两分,实际上出自奴隶制思考方式。古希腊城邦中,奴隶只有私人生活,公共生活是公民的生活,是自由人的生活。到了现代民主政治中,福山(日裔美籍政治学家,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编者按)所讨论的政治衰败,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冷漠,其实也是因为大多数人是政治上的奴隶,完全处在被动位置,政治交给少数人操作,这少数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和公民。

孔子在兴办“私学”,大力教育弟子期间,也在鲁国做过官,甚至 “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曾经努力推行其“仁政”以“惠民”,并通过外交手段,逼迫齐国将在战争中侵略鲁国的大片领地还给了鲁国,且尽力“堕三都”——以“正位”——让总经理不再越权而代替董事长做主。 但身处鲁国宦海的孔子,终未能将其所崇尚“惠民”、“利国”之“仁政”推行成功。 孔子没有因此而气馁,依然“知其不可而为之”地选择了奔走于列国以寻求能大力推行其“仁政”理想之国度的荆棘之途。 从小饱含饥寒,深知民间疾苦的孔子带领着众弟子,在长达14年的长途跋涉之苦苦寻觅中,曾经先后到过卫、宋、曹、郑、陈、蔡和楚等诸侯国。 由于当时的诸侯国之决策者基本都热恋战火,或者只求自保而不思进取,所以结果孔子所主张的“仁政”照旧缺乏施展的政治空间。 非常欣赏而意欲重用孔子之楚昭王的离世,终于熄灭了孔子的政治抱负之火,而加之年迈体弱,且鲁国又盛情邀请他返国,于是孔子最终又回到了生养他的故国——鲁国。 尽管孔子失意而归,但与众弟子周游列国多年,难道不是去寻求一种善于纳谏而富有民主气息的国度吗?

北京民国政府时期国家不再皇权下的政治窒息,社会存在着不同意派别和各种意见的黨派,他有民主黨,有激进黨,也有保皇黨,五花八门,各黨不再是通过战争,通过暴力,通过斗争,而是通过和平,竞争,民主的方式,进行辩论,发表观点,国家政治,民众意见,社会监督,正是通过这种多黨体制表现出来,这也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

    在“天下为公”观念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政治观念,也是过去四千年来中国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政治平等,人人都有参与天下之治理的机会。当然,参与方式非常多样,《大学》向我们清楚展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也可以参与天下之治理,比如修身、齐家,这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内容和基础。

事实上,世人日常所谓的孔子之教育了束缚学生的个性,不利于思想解放,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等有关的说辞,其实都是毫无历史事实之依据的想当然,甚者是别有用心。 另外,按照说文解字,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也是人所需要的:左边一个“人”子字,右边一个“需”字,合二为一,难道不是“人需”之“儒”吗?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学派众多,但古人为何惟独把孔子所创立之学说定义为“儒”学,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些后人深思吗? 孔子之道,简而言之,其核心思想就是“仁”、“礼”与“和”等。具体而言就是“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等。譬如要孝敬父母长辈,做人要讲求信义,对人要忠诚,为人胸怀要宽大,处事要把握和为贵的原则,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宁可受穷也不能放弃道义等等。换言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是希望世人应该拥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类伦理道德,即道德规范。 综上所述,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为天下苍生四处奔波

作者电子邮件:yongzhang520@ eyou. com

    最后,我想说,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孙中山先生和钱穆先生的政治思考。孙中山先生为什么要设计出“五权宪法”?在“五权宪法”中,第一权是考试权。钱穆先生在抗战期间,也重申孙中山先生的构想。我想,也许我们今天关于政治的思考、关于宪法的思考,可以从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理论再出发,作为沟通古今的一座思想桥梁。

(作者:罗竖一系中国传统文化论坛常务理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知名时评人、资深媒体人士、中华建筑报原主编)

统一黨。他的前身是中华民国联合会,他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有影响的政团之一,它由同盟会著名的领袖章太炎与苏州军政府都程德全发起。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章太炎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举行中华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章太炎和程德全为正副会长。唐文治,熊希龄等十九人由各省会员互选为参议员。大会还议决于驻会干事之外,由参议会公推“名望最著名”为“特务干事”,以“咨访”国家“大疑”。次日,由章太炎亲任社长的机关报《大共和日报》,在上海出版。“中华民国联合会”以“新共和国家统一主义”为指导思想,反对简单套用法,美等国的现成模式,主张“因地制宜,不尚虚美”,建设中国型的共和国。为此,他们强调:一、万不可破坏中国固有的统一传统而采美国联邦制。二、宜采法国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三、对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不可骤言共和,而应采取特别办法:“许以自治权柄,如爱尔兰之于英国”。四、应于三权分立之外,再予教育,纠察二权獨立。五、关于民生问题,只宜采用社会政策,绝不可行同盟会的“社會主義”。从“中华民国联合会”主张来看,他有两点主要是针对同盟会的,一是促进统一共和国的成立,辛亥革命后,各地“獨立”的“割据”势力抬头,南方革命则是这种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和策划者,“中华民国联合会”主张统一共和国就是反对这种“獨立”和“割据”的势力。二是反对同盟会的“社會主義”,同盟会提出“均平”的主张,针对这种主张,中华民国联合会则主张:维持现行的私有财产制度和振贫者与富者齐一。遵循章程规定,中华民国联合会于清帝退位,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开始酝酿改为政黨。三月一日,发表了改黨通知说:“中华民国联合会照章本就应改黨,特开参议会,询谋佥同,兹署新名曰统一黨”。二日,统一黨在上海举行大会,选举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五人为理事,唐文治等十七人为评议员宣告成立。五日又举汤寿潜,赵凤昌等十三人为参事。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又组成北京本部。

    政学一体

诚然,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其时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思想家的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人权、三权制衡”等思想,从理论上来证明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并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他们用“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 这思想和口号迅速在欧美传播,对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了到了不小的影响和较大的推动作用,对世界其它地方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确确实实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我们理应尊重历史,不能厚此薄彼,不能照人下菜碟,不能因人废言,更不能妄加指责或者人为地拔高其人。 据有关资料记载,17、18世纪交替之际,欧洲人把儒学用轮船运往西方世界,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利器。 但是近百年来西方世界的崛起,尤其是某些人利用其所谓的“西方中心论”来影响中国,加之当年清政府确实腐败无能而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列强。久而久之,国人普遍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思想智慧等产生了怀疑,甚至彻底否定,而把目光时而投向日本,时而投向欧洲,而今又主要投向美国,似乎西方的一切都比中国的好,好像西方、好像美国的月亮都比咱们中国的圆。 于是乎,大凡提起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鄙视,甚至全盘否定,而令人非常可悲的是,如今中国知识阶层,乃至某些决策者之中迷信西方、迷信美国者比比皆是。有人甚至认为只有把西方、把美国的那一整套都照搬过来,那么中国的一切问题就都立马解决了,民众的任何问题就都很好地得到解决了。 换而言之,近百年之中华民族,成了一个越来越没有自信的民族,而愈来愈迷信西方、迷信美国的那一套东西了。 所有这些,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上一副副沉重的精神枷锁了。 但很多知识精英至今不以为然,而为数不少的决策者也似乎认为必须把人家西方,把人家美国的都搬过来,那中华民族就会再度崛起。 因此,孔子也罢,老子也罢,大凡中华传统文化,基本都被视为自慰,基本都被众多国人,尤其是一些精英和部分迷恋西方世界的决策者当作眼中钉,肉中刺。 另外,还有部分至今迷失于浩劫时代的思维理念之中而不能自拔的国人,也把孔子、儒学,以及中华民族的其他先哲和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异端而大加批判、 但是,一味倡导西方、美国文明或迷恋浩劫之方式的同胞们、先生们、朋友们:扪心自问,你们真正了解孔子、真正明白儒学,真正懂得了多少中华传统文化呢? 当代社会,不少国人都在谈及“藏富于民”。 但事实上孔子早就提出了此思想。孔子强调要“惠民”,而“惠民”翻译成白话文其实就是“藏富于民”,且更为深邃。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另外,孔子的德治思想还包括“其使民也义”,即在领导民众时,应符合道义、合情合理,而使民众乐意接受。 孔子指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翻译成白话文,其实就是:为政者有德,是因为内心有道,表现在行为上就是高风亮节。有了这样的高风亮节,就有了号召力,有了凝聚力,好像天上的北斗星,满天的星座都会跟着它的方向转动。 这其实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反对苛政严刑。他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孔子利用对比的方法告诉世人,道德教化比单纯的刑罚要好得多。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就是说,治理一个国家,如果仅用行政命令来管理,仅用刑法来整顿和惩罚,民众虽然可以为了逃避处罚而避免犯罪,但是他们却毫无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和教化,民众就会有廉耻之心,就会自觉纠正自我的过错,不做不道德的事,从而达到彻底说服人心的目的。 如今我们制定了很多法律条文,也惩治了不少贪官污吏,但为何腐败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呢?究其根本原因,其中一个就是缺乏有效的道德教育,结果导致一些人精神空虚、价值观错位,而品德素质低下。这事实上恰恰印证了孔子之语。 由此可见,我们大家理应好好地深思,而不应在尚未真正了解孔子、尚未真正理清中华传统文化之前就贸然否定之,更不要继续把中华民族推向越发不自信的深渊了。 其实,孔子所主张的“为政以德”,即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之间原有的一条沟壑。 这种治国方略事实上为人权、民主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试问: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是不是保障更多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呢? ——答案是肯定的。既然是,那这不是保障人权又是什么?当代所倡导的“人权”难道不包括保障民众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吗? 如此,某些时代精英把现当代所谓之“人权”与孔子的“有教无类”对立起来,是否妥当呢?难道还要把孔子、儒学、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实现人权的绊脚石吗?是否还要把其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呢? 公民社会倡导民主,而民主倡导选举,但孔子主张“选贤与能”,这难道不是选举的一种吗?而且孔子的主张更为全面,即所选举之人既要有能力,更要贤德。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主张“贤与能”之人为民众办事,这难道有错吗? 当代民主重视选举,而不言及“贤”,仅谈“能”。但如果选举上去的是一些不为民众、不为国家利益而着想的人,那不是祸国殃民吗?换言之,难道选举一帮子无德之人去行政,我们才可放心? 是的,选举上去的不行了可以撤掉,但是难道不会付出或多或少的代价吗?为何不按照孔子所主张的“选贤与能”而尽可能地加以避免呢? 综上所述,其实孔子、儒家对于现代文明之世界和公民社会是有益的。也就是说,生发于2000多年前的孔子及其学说,依然适用于当代社会。当代文明如与其结婚,一定能生出更加健康的政治成果——古今政治智慧的结晶——自由、民主、大同的社会。换言之,中华传统文明与当代文明可形成优势互补的良好态势。 当然了,孔子的儒家学说,跟现当代某些思想家的治国理念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而不可贸然予以否定。 据笔者不完全查证,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主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呼吁全世界“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学,2500多年来,不仅仅对中国造成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以及西方社会都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 因此,世界着名的思想家、“美国文明之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 任何形态社会都会像人一样地经历“生老病死”,任何国家都会经历出生、成长、壮大、鼎盛、衰败,甚至死亡的命运。这是社会发展规律,这是自然法则,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譬如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先后凭借各自独特的民族优势,成为世界强国,甚至独霸世界。既然如此,那中国近代落伍,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所在的法国在百年前就衰弱了,而其国际领先地位先后早被德、美国等国家取代了。难道责任也在于卢梭、伏尔泰等这样的思想家吗? 同理,包括部分时代精英在内众多国人把中国近代落伍等责任强行加在孔子身上,牵强附会于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是既不明白社会发展之规律,也不尊重历史事实,而且有失公允。 综上所述,既然“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而天安门地区又富有特殊的政治意义,那么将孔子塑像矗立于天安门地区有何不好呢? 另外,既然有关决策层已经将倡导“惠民”等“仁政”、“德治”之理念的孔子“请”了出来,那么作为民众为何不能因势利导呢? 故而,笔者认为孔子走进天安门是中华民族之幸。

虽然从宪法学的角度而言,解散国会权作为权力制衡的内容之一,被西方国家的宪法,如英国、法国等所采用,但其具体含义是不同的。而《天坛宪草》的这一规定,显然是出于特定的需要,因此对西方宪法这一规定的沿袭上也显得不伦不类。杨幼炯认为,“大总统解散众议院须经参议院同意,然众议院之多数黨,大半为参议院之多数黨,既为同黨,必不能同意。且须得参议院列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则虽有过半数之参议员赞成政府之主张者,亦不能同意。同意既若是其难,则解散之目的不能达,何如不规定之为愈。”(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第一五二页)陈茹玄认为,“至于解散下院,原为诉诸人民之意,故内阁之为是为非,选民实为其最高裁判者,又何必经参议院之同意?夫参议院之自身,原为国会之一部,今授国会此部以解散他部之‘同意权’,于理已有所不通。实行时梗碍尤多。苟参议院之多数为同黨也,则行政部必不易得其同意,此种解散权将等于乌有;苟参议院之多数与众议院之多数为两敌黨也,则参议院可勾结行政部利用此权以排挤反对黨,使立法部内失协作之精神,生猜忌之恶感,而参议院遂永陷于政治漩涡而不能自拔,其弊可胜言哉!英国为内阁制发祥之地,未闻其政府解散下院须得上议院之同意也。此项条文,显然抄袭法兰西之制度,然法兰西一八七五年之宪法,大半成于帝制黨人之手,欲故增上院以抑下院,故虽共和奠定,而其上院尚有终身之议员。此种制度炬足为后来之模范者哉!”(陈茹玄:《中国宪法史》,第五五至五六页)这些看法,从法理和“三权分立”的原则来看上来说是有其道理。

    中国人很早就把选举与教育结合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汉武帝“独尊儒术”,其实,在这个事情背后,汉武帝的最大贡献是创建了一套以教育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或者说宪法体制。首先,建立公立学校体系,以“五经”培养士君子。而“五经”教给学生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因此,汉武帝又建立了选举制度,也即察举制,选拔优秀的士君子进入政府,担任官员。

第三,对国会进行改革。建立立法院与参政院。立法院是立法机关,有权议决法律;议决预算;议决或承诺关于公债募集及国库负担之条件;答复大总统咨询事件;收受人民请愿事件;提出法律案;提出关于法律及其它事件之意见,建议于大总统;提出关于政治上疑义,要求大总统答复;以及对于大总统有谋叛行为时;以议员总数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可决,提起弹劾之诉讼于大理院等职权。但是,它同《临时约法》和《天坛宪草》关于参议院及国会的职权相比,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变化:立法权受制于总统,总统对立法院议决的法律有否决权。《临时约法》及《天坛宪草》规定,总统对国会议定的法律否认时,得声明理由,请求复议,如三分之二以上议员仍执前议时,则由大总统公布施行。而《中华民国约法》对此则改为:“如立法院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仍执前议,而大总统认为于内治外交有重大危害,或执行有重大障碍时,经参政院之同意,得不公布之”;取消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权。过去《临时约法》及《天坛宪草》中关于立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权实际上是一种干涉权。这些干涉权在《中华民国约法》中基本上都被删除了。而且其中还明确规定,大总统对全体国民负责,即不对立法院负责,自然也就不受立法权的监督了。同时还明文规定,立法院提出关于政治上之疑义,要求大总统答复,但大总统认为须秘密者,得不答复之。“;对立宪权与制宪权和修宪权做了划分。《临时约法》及《天坛宪草》曾规定,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的修正也由国会议员组织的宪法会议负责,这样把立宪权,制宪权和修宪权三者混在一起。由于制宪权和修宪权完全是一种行政行为,这样《中华民国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宪法案,由宪法委员会起草。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参政院所推举之委员组织之,其人数以十名为限。“:”中华民国宪法案,经参政院审定后,由大总统提出于国民会议决定之“:”国民会议由大总统召集并解散之“。这样,宪法的起草与修正的行政行为就更明确了。这也正是《中华民国约法》的突出特点之一。参政院的设立。《中华民国约法》中设立参政院,参政院只是总统的咨询机构,”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根据后来制定的《参政院组织法》,参政院院长由总统特任,总理全院事务,开会时担任议长;副院长由总统于参政中特任之,辅佐院长工作;参政由总统从具有参政资格的人中简任之。参政院的职权,一是同意权,即总统的解散立法院权、法律否决权、紧急命令权、财政紧急处分权等,均要得到参政院之同意。二是制宪权,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参政院推举产生,宪法案须经参政院审定。三是审议大总统交议事项及咨询事件。而且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以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因此,参政院名义上是总统的咨询机关。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当然,《天坛宪草》也对《临时约法》中又不得不对总统权力及行政权作了一些让步。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大总统的紧急命令权,“大总统为维持公安或防御非常灾患,时机紧急,不能召集国会时,经国会委员会之议决,得以国务员连带责任,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第二,大总统令国会停会之权,“大总统得停止众议院或参议院之会议。但每一会期,停会不得过二次;每次期间不得过十日。”第三,大总统解散国会之权,“大总统经参议院列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得解散众议院。但同一会期不得为第二次之解散。大总统解散众议院时,应即另行选举,于五个月内定期继续开会。”另外,根据《国会组织法》的规定,当众议院被解散时,参议院亦必须停会,直到新的众议院选举完成正式开会时,参议院才可复会。

    古希腊是城邦政治,其政治单位规模很小,而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就是超大规模,从尧舜时代便是如此。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又奉行“天下为公”原则,很自然地会走向“选贤与能”的政治原则。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直接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来,所以必须从中选出若干人来作为代表。

第二天,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发三道诏旨。第一诏清帝退位诏。第二诏公布优待条件,包括清帝退位后优待条件,皇族优待条件和满、蒙、回、藏各族优待条件。第三诏是劝谕臣民。在袁世凯的努力下,至此,统治了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之久的清王朝也就最终宣告结束。

    科举制度有很多好处,不仅相对于中国古代的贵族制,即便今天相对于西方人创造的投票式民主选举,它也有很多好处。在封建时代,科举制是中国式选举制的一部分,如果把它和察举制放在一起,两者结合起来,就共同构成了中国式选举制度,它们延续两千多年,恐怕是实施时间最长的人类政治制度了。到了今天,它对于我们的政治建设仍不失借鉴意义。

北京民国政府建立时,开放黨禁说明中国的政治开始走向民主。民国初建,專制既倒,黨禁开放,民众思想中出现了少有的“解放感”,人们政治思想活跃,关心政治,他们开始组织各种政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一时间国内各种黨派风云而起,此间仅有影响的政黨和团体就有二十多个,其它小黨就有上百个。从一九一二年二月至十月仅在民政部立案的政黨就达八十四个,未立案的更多,至一九一三年底光政治类的黨团达三百一十二个,中国二千年有历史第一次出现少有的民主时期。

    那么,科举制度的正面意义在哪儿?我想用四句话来概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政学一体、化成天下。我认为,中国式选举制度两千多年运作的基本机理,以及其所达成的社会政治文化后果,尽在其中了。下面对这四句话略作解释。

《天坛宪草》共十一章,一一三条,它基本上沿袭了《临时约法》的精神和原则,但只在个别具体内容又有所改变。

    政治平等原则在中国政治传统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中国从来没有过奴隶制度(此为作者个人学术观点——编者注)。现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言必称希腊,但是,古希腊民主制度运作的经济社会基础是奴隶制,因为有了奴隶制的经济支撑,才可以在几十万希腊人中,让大概几万人扮演公民角色,才可以建立起所谓的民主制。如果没有奴隶制,还有没有古希腊的大众民主制度?我觉得是个问题。可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奴隶制,我们有的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的政治平等。当然,人人直接参与在技术上做不到,所以就会有“选贤与能”。

一、最初的《天坛宪草》

    化成天下

其三,关于人民权利义务。《天坛宪草》关于人民权利义务的规定,与《临时约法》相同,但比原来有所较为具体。

    本文内容来自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与弘道书院日前联合举办的“科举与选举”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由《中国经营报》记者根据发言摘要整理。原标题为《源远科举 于今何益?千年科举镜鉴》。

第四,关于政府机构的名称。在《中华民国约法》中关于政府机构名称的变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国务卿。这是采用美国“国务卿”的作法,而这种改变最主要是为了与过去的国务院进行区别,因为在国务院下,政府机构成了国会控制总统行政权的工具,总统的行政权被国务院所取代,而做这样的改革,是变内阁制为总统制的需要。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礼记·礼运篇》中的一句话。过去一百多年来,因为孙中山先生的反复提倡,它特别受到重视,也有很多误解。“天下为公”的基本含义是,天下是天下人所共有的,不是一个集团、一个群体的。

、第一个共和政府和选举总统

    而中国古代的察举制度、科举制度始终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沟通社会与国家。民间兴办的教育,政府兴办的教育,源源不断地培养士君子。他们大部分在社会基层发挥领导作用,组织社会自治;少数人则进入政府。但两者具有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话语。所以,在中国,社会与国家从来都不是两分的,它们一直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治理的连续系统,中间没有截然的界限。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社会最好的地方,所谓“天下为公”,这也是一种体现。

北京民国政府建立时,当时的参议院是从南京迁来的临时参议院,其中同盟会的成员占绝对优势。按照孙中山在南京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参议院成立后十个月内应举行国会选举。因此,一九一二年五月六日,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的“国会组织及选举法大纲”列为第一议案。经全院委员会审议与大会多次讨论,七月九日,一致通过了《国会组织法大纲》和《国会选举大纲》。接着,以此为基础,起草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与《参议院义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经八月二日,三日三读会多数议决通过,十日由袁世凯正式颁布。

    我们要建立良好的政治制度,不能眼看着别人已掉到沟里,还继续盲目往前走。近些年来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以大众投票为中心的选举制度,其实是存在严重弊端的。并不是说这个制度本身不好,而是说以此为良好政治制度的唯一基础,把整个宪制架构于它之上,是不可取的。投票式选举制度自有其优越之处,但也有它适用的范围。

与《临时约法》相比较,《中华民国约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天下为公

“辛亥革命”后,皇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交权,中国历史开始进入“北京民国时期”,目前许多书籍和文章都指责“北京民国时期”,特别指责袁世凯时期,实际上不仅北京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共和和民主时期,特别是袁世凯时期,这是中国共和和民主时期的开创初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按照和平过渡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共和制,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届国会,中国历史上的选举的第一位总统等等,都产生于这个时期,自然袁世凯作用也就不可低估。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的教育、宪制是否让人满意?我觉得都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拾科举制度的某些优点?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拒绝大众投票式选举制度,我的意思如果完整表达的话,就是我们能不能立足于选举制度,再吸纳科举制度的某些优点,构建出一个更好的中国式的选举制度?这个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尚无具体方案,恐怕得需要学界和政界共同努力来寻找。

政治会议成立后,首先面临的仍然是修改《临时约法》,制定新的宪法。袁世凯向政治会议提出了《约法增修咨询案》,在提案中,袁世凯指出了《临时约法》存在的矛盾,并认为造成社会政治动荡、人民生活困苦,并指责制定《临时约法》者是“以国为孤注”,认为“正式政府适用《临时约法》,究于政治刷新大有妨碍”,要求政治会议讨论增修《临时约法》。但政治会议认为此事事关重大,请求另外组织立法机关来修订约法。于是,经袁世凯同意,由政治会议议定,组织了“约法会议”,并制定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约法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修改《临时约法》,约法会议实际上成了当时獨立的立法机关,他的职责就是“立法”之外,而没有过去旧国会的所谓“监督政府”的变相行政职权,因此,它是獨立的一个修宪机关。这样就不在宪法的制定处处为国会“争权”,这样制定的的宪法也基本符合“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而不是立宪权高于行政权,立法权领导行政权了。

    科举制度让民众重视教育,这个教育就是中国式教化之道,这是中国文明极为独特之处。人类社会有不少成熟的文明,都是以神教进行教化。在中国,神教当然有,但不是根本,在远古的三代,其根本是礼乐;孔子以后,其根本则在学,在文教。汉武帝“独尊儒术”,创办学校,设立选举制度,推动整个社会重视学习,重视教育,也就给整个社会设立了一套教化机制。所以,在中国,教育绝不只是传播知识,而是要承担更为重要的职能——化成人,塑造良好社会风气,这是政治社会秩序的基础。

第一,明确了总统的权力。《中华民国约法》完全采用西方总统制国家宪法的有关规定的同时,建立了中国总统制。总统为国家元首,代表中华民国总揽统治权。总统的权力主要有: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权;解散立法院权,“大总统经参政院之同意,解散立法院,但须自解散之日起六个月以内,选举新议员,并召集之”;提案权,“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及预算案于立法院”命令权,“大总统为增进公益,或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但不得以命令变更法律”紧急命令权,“大总统为维持公安或防御非常灾害,事机紧急,不能召集立法院时,经参政院之同意,得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但须于次期立法院开会之始,请求追认前项教令立法院否认时,嗣后即失其效力”制定官制官规权;任免文武职官权;外交权,大总统有宣战、请和、缔结条约、接受外国大使公使之权(第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条);军队统率权,“大总统为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全国海陆军,大总统定海陆军之编制及兵额”;宣告戒严权;颁赏荣典权,“大总统颁给爵位、勋章及其它荣典”;宣告赦免权,“大总统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但大赦须经立法院之同意”;财政紧急处分权,“为国际战争或勘定内乱及其它非常事变,不能召集立法,大总统经参政院之同意,得为财产紧急处分但须于次其立法院开会之始,请求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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