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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齐国重商 诸葛亮,智慧的代言人,千古流芳。岛主觉得虽然中华上下五千年,风云人物不计其数,但卧龙先生在我们如今广大百姓心中的历史地位起码也能进入top3,绝对的

    (一)齐国重商

诸葛亮,智慧的代言人,千古流芳。岛主觉得虽然中华上下五千年,风云人物不计其数,但卧龙先生在我们如今广大百姓心中的历史地位起码也能进入top3,绝对的神话级别的人物。岛主就是他的忠实拥趸,写到这都有点后悔起名字叫月岛主了,当初应该叫小诸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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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流动与四民分野 是社会大变动时期,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变化之大,可谓中国古代之最,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增长速度也与此相当。 西周的社会是一个封建的社会。张荫麟先生概括封建社会的要素道:“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按照这一界说,西周无疑是封建社会。他认为西周社会中有周王、诸侯、卿大夫、士、庶民、商人、奴隶。周王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各级诸侯实际享有土地。土地分公田和私田。公田由奴隶和庶民耕作。庶民对私田有使用权,可以世袭而不可以转卖。 许倬云先生也将西周称为封建制。在这个封建的权力结构中,周天子居于顶端,以下依次是诸侯、卿、大夫。以君臣为名分,以家族血缘为纽带。周王以分封的方式将王室成员和功臣子弟分封到各地为诸侯,以家族血缘为纽带联系天子与诸侯。同样诸侯国内,诸侯与卿大夫也发生着同样的变化。卿大夫是诸侯国中的主要行政管理人员。国君与不同等级的卿大夫组成了诸侯国中的权力集团,称为贵族。贵族集团以下是士,身份界于权力集团与被统治者之间。他们受过武士的训练,懂礼仪,有文化。他们没有封邑,但有自己的土地“食田”。他们可能是政府的官员和贵族的家宰,也可能亲自种地。他们是封建社会中基本规范的代表者。 庶人是在主人采邑上耕种的农奴。如《国语》所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他们可能分得一块土地,但要为主人耕作和服役。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有的学者认为是所说的“井田制”,也有学者认为是采邑制或庄园制。在层层分封的制度下采邑或庄园更符合实际的状况。 商人直到春秋晚期还只是封建领主的家臣,因为贵族们在采邑中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对商业的需求很少,而商人赖以兴盛的市场、商品和货币都还不普遍。商品以贵族的奢侈品为主,以物物交换为基本形式,直到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才广泛流通金属货币。 奴隶来源有战争和奴隶的再生产,他们为主人服役和生产。但没有证据说明当时奴隶被广泛用于生产,或经济是基于奴隶制的。 春秋开始,社会仍然是整齐有序的:君主、卿大夫和士组成统治集团。在此秩序下高贵来源于血统,祭祀成为最重要的身份确认仪式。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宗法制赖以运作的友爱之情逐渐消失,诸侯与周王的血缘关系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武装殖民”的成果也不断稳固。周王逐步衰弱,诸侯享有了实际的统治权,甚至有与周王同样的地位。这就是西周到春秋之际社会结构最高端出现的变动。国君具有了与天子同样的权力。君主的权力又屡屡被卿大夫所篡夺。国家执政的权力由公子向卿大夫转移。春秋晚期以后,士变得活跃起来,卿大夫的社会作用下降。权力中心由卿大夫转移到了士阶层,士不再作为贵族的家臣,而是作为有才能和贤德的人受到新的国家的重视,充当新国家的官员。不仅原来在统治集团中地位低下的士上升为政治的主角,而且个别庶民也获得宰相的职位,甚至像百里奚这样的奴仆也受到重用。 上述是常态下的统治阶层的流动升降,在战争频仍、国内政争激烈的春秋战国时期,亡国灭家成为常见的现象。春秋时期的数百个国家,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中逐渐发展到战国七雄和秦国的统一。这当然要伴随着若干国君、卿大夫和士,及其家族的沉沦。这也是社会的巨大流动。 小农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中取得了独立劳动者的身份。他们在小块的私有土地上自耕自足,或者与土地结为租佃契约关系,耕种地主的土地。同时,他们承担着国家的赋税和劳役。小农是庶民的主要构成者,作为国家最主要的赋税和兵员的来源,在很多国家被视为立国之本。例如变法后的秦国就实行了以农立国的国策。 工商业者也成了专门化的职业,不再是作为贵族家臣,为弥补贵族自给自足的缺陷而进行有限的贸易。由于国家控制范围的扩大、道路的通畅、货币的出现等原因,城市的商业和远距离贸易能够发展起来,商人随之兴起。在春秋时期,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职业商人的活动。最活跃的是郑国的商人,如,前597年晋国大将知茔被楚国俘虏,一位在楚国做买卖的郑国商人准备把他藏在丝绵里救出去。这个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楚国已把知茔放了。后来这位商人贸易到了晋国,知茔要以救命之恩报答他,商人不受,去了齐国。另一例就是著名的玄高智退秦师。这说明了商人的活动是不受国界限制,而且至少在郑国,商人很认同国家。还有一个郑国的事例,可以说明为什么国家能够得到商人的认同。韩宣子有一玉环,另一只在郑国商人手中,韩宣子出使郑国时欲通过郑国执政子产买郑国商人的一个玉环,被子产以不能强买商人之物回绝。《春秋左传注疏》卷47记载该事道:子产回答韩宣子“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 商人受到尊重不只是在郑国,在当时的大部分国家都如此。如的弟子子贡是一个富裕的大商人,他“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白圭等也都说明了当时商人并无后来的那样特别的标签。到了战国,商人势力更大了,即使在重农的秦国,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手工业者也与商人一样,从官府工场的服役者或贵族的家臣蜕变为独立的职业者,而且拥有与农、商一样的地位。如与陶朱齐名的倚顿就是在河东煮盐的实业家。在西汉时因卓文君而声誉大起的卓氏就是战国时以冶铁起家的赵国卓氏。山东的程郑也是以冶铁起家。战国之际的巴寡妇清以治丹穴致富。 西周时期领主庄园制和工商食官,庶民依附于采邑,工商业者束缚在官营经济或贵族的采邑中,小农、商人和手工业者都未发展成为独立的职业者或社会阶层,甚至士也在家族血缘为纽带的政治集团中处于低下和从属的地位,社会作用和地位都很有限。春秋战国,士、农、工、商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而且他们身份在社会分工的观念下,并无轻重贵贱之别。 二 春秋战国社会经济变迁 春秋战国这样巨大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古代后无来者,但它只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变迁的表征和结果。这些综合的变动涉及政治、社会、经济、观念等方面。 1.国家结构的变化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政治结构从两个方面发生着变化:一是权力的转移和集权的发展;一是国家的兼并,亦即国家疆域的扩大。这两个因素都催生了新的国家结构。权力的转移沿着自下而上方向的运动,逐步转移到最有实力的家族和阶层手中。周天子的被虚化只是这场权力转移中最不足轻重的变化,更关键的是诸侯国内权力的集中,一些握有实权的卿大夫篡夺了政权,他们改变了层层分授的分封制度,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和郡县制。国君对新征服的新疆域实行直接的控制,官僚制和郡县制得到更彻底的实行。官吏的任用方式、选择标准、君臣关系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的征战和行政需要更有能力和忠于国君的新型人才。能力和道德成为选择官僚的,乃至选择君主的标准。祖先和血缘不再起决定性作用。君主与臣僚由家族血缘关系转变为权力授受关系,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契约关系。私学教育大盛就是顺应了为新型国家培养新型人才的要求。这为社会流动创造了条件。 2.战争方式的变化 春秋战国的历史是在争霸战争中发展的。战争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权力的转移。还有一个影响巨大的方面就是战争方式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的变化。西周和春秋的战争主要是车战,上阵作战的是受过特殊训练的“士”。在奔驰的战车上射击和刺杀需要特殊的训练,而且作为一个“士”,不仅需要技能,而且需要音乐和礼仪的训练。这是“春秋战法”。“六艺”是一个士需要的基本教育和素质。这样作战就是贵族的职业,是少数人的事业。春秋时军队还与西周一样以“乘”计算,每乘甲士3人,徒兵10人。春秋时期的战争参战人数多以千计,少有上万者。战国时期战争规模就大多了,一方投入的兵力常常就达十几万,乃至数十万。在兵种上,骑兵和步兵成为主要的作战人员,如战国形容一个国家实力之强:“带甲十万、车千乘、骑万匹。”军队的主要成员当然成为了不需要长期复杂训练的,而数量庞大的庶民。战争方式的变化给予庶民上升的渠道。商鞅在秦国变法时甚至实行了军功爵制,不论出身,只看军功。对于士而言,在春秋的战争中他们提高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在战国的战争中他们不再至关重要。“士”的含义也开始转为另一个更显特殊的群体——文士和官僚。 3.经济的变革 一是私有制的确立。三代时期的经济形态有不同的看法,国内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有制度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土地制度和工商业方面都是如此,尤以西周记载最清晰,内容最完备。西周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下的土地国有制。它是全面的、统一的土地国有制,是以周王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如《诗经》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为代表的国家政权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即土地“王有”。这种所有权以分封制和井田制的形式得到体现。 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周王,是诸侯的共主,周王把全国的土地分封给大大小小的诸侯,“受民受疆土”,把土地和人民一并封赐给诸侯。虽然诸侯国内又可以层层分封,诸侯分给卿大夫,卿大夫分给士,但这并没有改变土地的“王有”。周王对土地的所有权不仅表现在可以授,而且可以夺,以及受封者对周王的义务。 根据《礼记》和《孟子》所说,诸侯对周王有朝聘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不敬者,君削以地”,“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作为得到封地的回报,诸侯还要向天子进贡,为天子征伐,所以诸侯以下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只有占有权。但是,诸侯对封地内经济、军事和人事权的支配,使诸侯权力日益增长,周王的所有权也就逐步变得徒具制度上的意义了。 层层分封以后的土地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就是井田制。井田制的核心是公有私耕,定期分授。所谓公有私耕就是,一井之田分为“公田”和“私田”,即《孟子》所说:“方里为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八家就是指分得份地的小农,公田也由他们无偿耕种,作为获得份地的劳役地租,就是《诗经》说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他们还须为领主打仗和服杂役。 所谓定期分授,就是每隔一定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而且授田还有年龄规定,“二十受田,六十还田”。 工商业也是官府占据主导,即“工商食官”,或“处工就官府”。官府设有“工正”、“工尹”等官,管理官有工商业,犹如有行政级别的商人和工场主。普通商人的身份都隐匿在官府之中,史籍中几乎还见不到一个有名有姓的西周时期的个体商人。 许倬云先生提出,春秋以前的经济与西欧庄园制相近,中国的庄园是贵族的封邑。庶人在监督下耕种土地,他们的衣食由领主供应。不耕种时就为贵族做各种杂役。妇女则为贵族养蚕织布。庄园经济各自独立,自给自足,职业分工和区域间的交换都不是很重要。城市周围的商业也主要是小规模的物物交换。这就是将春秋以前的经济概括为庄园制领主经济,贵族与庶人是领主与农奴的半人身依附关系。西周是领主制经济的观点在国内也存在,如马曜和缪鸾和先生就以1949年前后西双版纳傣族领主制为参照,提出西周是封建领主制。 从分封制的政治结构而言,庄园领主农奴制较整齐划一的井田制更接近实际。即使在领主制下,土地名义上仍是国有的,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对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对于直接劳动者庶人而言,土地的占有权是属于国家或贵族“公有”的。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www.lishixinzhi.com)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春秋时期的各国赋税制度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一方面,春秋时期经济关系的新变化,促使奴隶制逐渐解体,为封建制度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改革成果标志着一种新的赋税制度正在形成。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社会经济显著发展,荒地大量开垦,私田数量不断增加,收获量也不断增加,井田制开始崩溃。 井田制是奴隶社会朝廷财政收入的重要计算单位,井田制的废弛,标志着奴隶制开始瓦解。随着诸侯、卿大夫势力开始扩张,齐国、晋国、鲁国等国对朝廷财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分别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税制改革浪潮。 春秋时期的赋税制度改革,首先在齐国进行。齐国是东方的一个大国。公元前685年,即位,任用改革内政。其中,属于田制、田赋方面的改革是实行“相地而衰征”。即根据土地好坏或远近分成若干等级,按等级征收田赋。 “相地而衰征”的意思是:按劳动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包括公田;在此基础上,实行按产量分成的实物地租制。总之,每亩土地的租额,按土地的好坏和产量的高低而有轻重的差别,就是“相地而衰征”的含义。 平均分配全部耕地就是把地分配给农户耕种,变集体劳作为分散的一家一户的个体独立经营。分地以耕,农民深知产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自己收入的多寡、家庭生活的好坏,故能由不情愿的被动劳动变为自觉劳动,大大激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心。 按产量定地租,就是按土地质量测定粮食产量,把一部分收获物交给朝廷,其余部分留给生产者自己。据《孙子兵法》佚文《吴问》所记载的什伍租率,大概反映了齐国朝廷与农民“分货”的比例。也就是说,齐国农民上缴的部分与所留部分应各占一半。 管仲的做法是:按土地的肥瘠、水利的丰桔等条件给土地分等,从而确定租税额。比如,高旱地和低湿地的租税额要减去几成。 通常情况下的“常征”,就是按照标准土地的产量,按照对半分成的比例来计算租税额。但对于次等土地的租税额,就按标准土地的标准产量对半分成后,再从朝廷所得的一半中减去几成。这样征收租税,不论是丰年还是歉年,农民都会为多获的收入而自觉劳动。 “相地而衰征”以实物税代替了劳役税。劳役税是劳动者集体以无偿劳动的形式缴纳,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更谈不上发挥创造性了。而由实物税取代劳役税,情形就不大一样了。 实物税是一家一户分别缴纳,而且税额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多产多得,耕作者为增加产量就会起早贪黑,尽力耕作。 齐国通过“相地而衰征”,使实际计缴的税款占相对应的应税销售收入的比例大体均等,从而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也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 同齐国改革财政的同时,晋国也进行了改革。公元前645年秦晋之间发生战争,晋惠公被俘。晋国在大臣的主持下“作爰田”,即把休耕地卖给大家,以获得民众的欢心,争取有更多的人服军役。这种办法,开创了以后按军功给田宅的先例。 公元前594年,鲁国正式推翻过去按井田征收赋税的旧制度,改行“初税亩”。即不分以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必须按亩交纳土地税。 井田之外的私田,从此也开始纳税,税率都为产量的百分之十。与此同时,在认可了土地私有的前提下,凭借朝廷政治权力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税赋。 鲁国“初税亩”改革,是夏商西周三代以来第一次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初税亩”的实行承认了土地的私有。也就是说,初税亩更接近于现代的税收。所以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把鲁国的初税亩作为我国农业税征收的起点。 公元前590年,鲁国对军赋的征收也做了相应的改革,实行“作丘甲”。即即一丘之田要出过去一甸之田的军赋,丘中之人各按所耕田数分摊。 公元前483年,鲁国季康子又实行“用田赋”,军赋全部按土地征发。 公元前538年,郑国实行“作丘赋”,即按田亩征发军赋,一丘出马一匹、牛3头。 公元前548年,楚国令尹子木对田制和军赋进行了整顿。根据收入的多少征集军赋,从而打破了奴隶社会旧军赋的限制。 公元前408年,秦国实行相当于鲁国“初税亩”性质的“初租禾”,就是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占有者对所占土地拥有所有权,使大批占有私垦田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成为土地的合法主人。 春秋时期,在各个国进行赋税制度改革的同时,也对交易方式进行了改革,对部分商品实行专卖。 在当时,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扩大,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据记载,郑国商人的足迹,南至楚,北至晋,东至齐,即是说,活动的范围包括黄河、长江流域;越国有大夫弃官经商,成为巨富,号称“陶朱公”。这时,商人的财力,能和诸侯分庭抗礼。 各国为了稳固统治,有必要限制贵族特权,平衡负担,减轻税负,主要目的还在于集中财力,富国强兵,以成霸业。所以在对田制、田赋征收进行改革的同时,一些重要物资的生产和经营也由朝廷控制起来。 春秋时期的专卖政策,以齐国管仲施行得最早,最彻底,也最有效。 对于盐铁实行专卖,管仲认为,食盐是日用必需品,一家3口人,一月需盐10升左右;经过粗略估算,万乘之国吃盐的人达千万,如果每升加两钱,一月可得6000万钱,这比征人口税多一倍,可见把盐管起来财政收益是十分大的。 而且,实行专卖,朝廷收入多而民不会受惊扰。如果用加税的方法,则会引起人们普遍不安,对朝廷安定反而不利。 管仲认为:有效地控制对外贸易,不仅是获取高利,抑制豪商乘时牟利兼并的手段,同时也是保护本国财物不致外流的重要方法。 因此,齐国食盐专卖的具体做法,是民制与官制相结合。在农闲时节,朝廷命民制盐,由朝廷包收,储存。在农忙时节,农民转入农业生产。等到盐价上涨至10倍之时,再由朝廷运到梁、赵、宋、卫等不产盐之国去销售,则朝廷获利丰厚。 铁也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管仲设想:每根针加价一钱,30根针加价的收入就可等于一个人一个月的口税;一把剪刀加6钱,5把剪刀的收入也等于一个人的人口税;如果一个铁制耜农具加价10钱,则3三个耜的收入等于一个的人口税。以此相论,管仲认为,专卖利益胜于课税。 管仲认为五谷不仅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在社会经济中,还占着支配地位。所以,管仲主张朝廷应通过征税、预购等方式掌握大量的谷物,借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对于山林出产的木材,包括薪炭林和建筑用材林,管仲也主张由朝廷控制,因为山林薮泽是国有的。通过定期开放,限制采用,征收税收,从而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为了壮大本国经济实力,管仲对食盐、黄金、谷物等重要物品,也主张由朝廷控制等这些物价上涨后,然后抛售出去,坐取几倍的厚利。 为了保证专卖政策的推行,朝廷下令禁止随意开采资源。对违禁者,规定了很重的惩罚措施。 他通过推行“官山海”的政策,即设官管理山海及其他重要物资,使朝廷掌握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使财政收入有了稳定、可靠的来源。 朝廷掌握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粮食和盐、铁,不仅打击了富商大贾投机兼并活动,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时为齐国加强军备、称霸诸侯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述这些改革充分说明,奴隶社会的赋税制度,已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在各国已经开始崩溃。朝廷承认土地私有,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井田制的开始崩溃,意味着在奴隶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随着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一种新的、适合封建生产关系需要的朝廷赋税制度开始形成。 [旁注] 卿大夫 西周、春秋时国王及诸侯所分封的臣属。规定要服从君命,担任重要官职,辅助国君进行统治,并对国君有纳贡赋与服役的义务。在西周时期,属于第三的贵族,其非嫡长子是士大夫,为西周最低的贵族。 齐桓公(?~公元前643年),春秋时期齐国第十五位国君。他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盛。于公元前681年在甄,即今山东省鄄城召集宋、陈等四国诸侯会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受到周天子赏赐。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或公元前716年~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史称管子。生于春秋时期的颍上,即今安徽省西北部。周穆王之后代。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凭借自己的才能,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有“春秋第一相”之誉。 晋惠公(?~公元前637年),姓姬名夷吾。春秋时期晋国君主。在位期间,晋国在大国争霸中无所作为,使晋国处干“失道寡助”的地位,当然不能和其他大国争衡,较一日之短长了。 季康子(?~公元前468年),姬姓,季氏,名肥。史称“季康子”。春秋时期鲁国的正卿。季康子,事鲁哀公,此时鲁国公室衰弱,以季氏为首的三桓强盛,季氏宗主季康子位高权重,是当时鲁国的权臣。 子木(?~公元前545年),其名为屈建,世人尊称其子木。春秋时期楚国贵族。执政时对内改革楚国弊政,命司马掩征收赋税,对楚国的肥沃土地实行井田制,根据人民的具体情况,规定征收数量,使楚康王后期呈现出一股复兴的热潮。 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生于春秋时期的宛地,即今河南省南阳市。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和实业家。他不仅帮助勾践灭吴,还经商成为巨富。可以说是忠以为国,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阅读链接] 齐国大夫鲍叔牙和管仲的友情很深。 管仲曾经表述过:我曾和鲍叔一起做生意,分钱财,自己多拿,鲍叔牙却不认为我贪财,他知道我贫穷啊!我曾经多次做官,多次被国君辞退,鲍叔牙不认为我没有才能,他知道我没有遇到时机。 我曾经多次作战,多次逃跑,鲍叔牙不认为我胆怯,他知道我家里有老母亲。我曾经被囚受辱,鲍叔牙不认为我不懂得羞耻,他知道我不以小节为羞,而是以功名没有显露于天下为耻。生我的是父母,最了解我的是鲍叔牙!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www.lishixinzhi.com)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齐祖姜太公,屠过牛,市过饭。虽然肉经常卖臭,饭也不咋好吃,做生意老不在行,但是老人家重商则是一定的。一到齐国,“修政,因齐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一句话,齐是以商兴国的。不过,齐真正成为大国,跟管仲有关。管仲我们知道,也做过商人,且做商时不太地道,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拿的本钱少,分红时拿的利润多,鲍叔牙的伙计都看不下去。鲍叔牙解释说,管仲家穷需要钱,且有老母在堂需要孝顺。不管怎么说吧,管仲应该具有精明贪利的商业品性。待自己做了齐相,遂一展其品性,制定了极佳的工商政策。第一是轻税:“通齐国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第二是给商人提供各种便利:“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如流水”。第三是设立国营妓院,开放搞活。

不过今天咱聊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偶像的偶像,何许人也?《三国志》中记载了隆中对的一段历史,是这么说的: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诸葛亮,经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拥有诸葛孔明这种超级大咖粉丝的管仲,究竟是何方神圣。

说起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就自然想到他的大臣管仲,是怎样帮助他强国九合诸侯的。与管仲分不开的另一位人物就是他的好友鲍叔牙。可以说没有鲍叔牙的作为,就很难想象历史上有管仲那样的人物和成就了。

    当然,从管仲开始,中国的商业文化里就有了不良的文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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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与鲍叔牙同贾,至分金时,仲多取一倍,鲍叔之从人心怀不平。“仲非贪此区区之金,因家贫不给,我自愿让之耳!”又曾领兵随征,每至战阵,辄居后队,及还兵之日,又为先驱。多有笑其怯者。“仲有老母在堂,留身奉养,岂真怯斗耶!”又数与鲍叔计事,往往相左。“人固有遇不遇,使仲遇其时,定当百不失一矣!”仲闻之叹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哉!”

    第一,管仲发明“四民说”。也就是政府要让士农工商各营其业各处其地,不得乌合:“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一句话,商人可以蒙头发大财,但是各阶层之间不能杂处,不能联合,否则他们整天乱说,想成些事太容易了。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出生,春秋时期人。被誉为华夏第一相,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

齐桓公欲拜鲍叔牙为上卿,任以国政,鲍叔牙曰:“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君之赐也。至于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所谓知臣者,小心敬慎,循礼守法而已,此具臣之事,非治国家之才也;夫治国家者,内安百姓,外抚四夷,勋加于王室,泽布于诸侯,国有泰山之安,君享无疆之福,功垂金石,名播千秋,此帝臣王佐之任,臣何以堪之?君不求其人则已;必求其人,其管仲乎?臣所不若仲者有五:宽柔惠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施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敢战无退,弗若也。”

    第二,管仲发明平准制。也就是政府参与调控商业平抑物价。此招也是有利有弊。民主政体国家,它就走向社会福利一面;专制垄断国家,它就走向国进民退一面。

乍一看介绍,简直是狂拽酷炫叼炸天,但管仲早年间的经历,可谓是十分曲折了,就没做成过一件事,可谓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管仲病榻,桓公亲往问之,乃执其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幸而不起,寡人将委政于鲍叔牙,何如?”仲曰:“鲍叔牙,君子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人善恶过于分明。夫好善可也,恶恶已甚,人谁堪之。鲍叔牙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是其短也。”管仲荐隰朋为政。左右有闻其言者,以告易牙。易牙见鲍叔牙谓曰:“仲父之相,叔所荐也,今仲病,君往问之,乃言叔不可以为政,而荐隰朋,吾意甚不平焉。”鲍叔牙笑曰:“是乃牙之所以荐仲也。仲忠于为国,不私其友。夫使牙为司寇,驱逐佞人,则有余矣;若使当国为政,即尔等何所容身乎?”易牙大惭而退。

    第三,实行盐铁粮国家专营制。这就不是国进民退了,而是直接拒绝民营进入。

管仲祖先是姬姓后代,是周王室的远房亲戚,要说起来也算个贵族了,不过剧情的发展一般还是比较俗套的,果不其然,偏偏到主角管仲这一代就已经家道中落了。管仲早年丧父,家里有个老母亲要照顾,管仲很小就开始帮人牧马,每天风餐露宿,吃了上顿没下顿。直到20岁那年,管仲遇见了这辈子最爱他的人——鲍叔牙。

管仲不仅做人直,还做到了极致,朋友间肝胆相照,对同僚讲原则有立场,表里如一,获得人的好感和尊敬,使人可以依赖信任,有一种凝聚力,能够以自己为核心团结一大批人,并建立起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团体,对齐桓公称霸,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管仲死后,易牙谓大夫伯氏曰:“昔君夺子骈邑三百,以赏仲之功;今仲父已亡,子何不言于君,而取还其邑,吾当从旁助子。”伯氏泣曰:“吾惟无功,是以失邑。仲虽死,仲之功尚在也,吾何面目求邑于君乎?”易牙叹曰:“仲死犹能使伯氏心服,吾侪真小人矣。”

    第四,管仲虽然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所谓的牧民富民是有限度的。《管子·五辅》篇曰:“贫富无度则失。”《奢靡》篇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也就是说,不能让老百姓过贫,但是也不能过富,满足百姓温饱就行了。特别是那些商人,过富就很危险了。他对齐桓公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问:“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

还是说明一下,免得大家误会了,鲍叔牙是个男人,但他对管仲无微不至的照顾,真的就像对待最亲密的爱人一样,管仲日后的成功,与鲍叔牙的帮助是密不可分的。

管仲善于做事,深知做事贵曲的道理,不管阴谋阳谋,只要对己方有利,耍权谋用诈术,金钱笼络,武力威胁,美色勾引,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权谋诈术,不仅必不可少,还是事业成功的要素之一。时周惠王十九年,忽邢国遣人告急,言:“狄兵又到本国,势不能支,伏望救援!”桓公问管仲曰:“邢可救乎?”管仲曰:“诸侯所以事齐,谓齐能拯其灾患也,不能救卫,又不救邢,霸业陨矣!”桓公曰:“然则邢、卫之急孰先?”管仲曰:“俟邢患既平,因而城卫,此百世之功也。”桓公曰:“善。”即传檄宋、鲁、曹、邾各国,合兵救邢,俱于聂北取齐。宋、曹二国兵先到。管仲又曰:“狄寇方张,邢力未竭,敌方张之寇,其劳倍,助未竭之力,其功少,不如待之,邢不支狄,必溃,狄胜邢,必疲,驱疲狄而援溃邢,所谓力省而功多者也。”桓公用其谋,托言待鲁、邾兵到,乃屯兵于聂北,遣谍打探邢、狄攻守消息。管仲不早救邢、卫,此乃霸者养乱为功之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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